1970年，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后不久，就有人提出了利用卫星进行通信的要求，卫星研制部门也开展了相应的预先研究。

　　但是，受那个年代影响，工程进展缓慢。直到一封《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》的信件，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前。

　　信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重要意义，建议由国家统一组织安排中国的通信卫星研制问题。1974年5月19日，周恩来总理做出批示：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、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，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，督促进行。

　　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，周总理因病住进了305医院。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“5·19”批示，也成了周恩来总理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。

　　1975年3月31日，召开第八次会，会上批准了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上报的《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》，并呈报毛主席批准。

　　首颗试验通信卫星从起飞到同步定点，需历经停泊轨道、同步转移轨道、准同步轨道，正常飞行60多万公里，跟踪时间长达十多天，控制复杂，不但要求数据需求量大、计算准确度高、操作实时性强，而且要求控制精度更高。

　　1981年8月，国防科委任命陈芳允为测控系统总设计师。在陈芳允牵头组织下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新研制的测控设备就运往了测控站。

　　测控设备有了，计算机系统运算能力不足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。为了引进更高性能的计算机，国防科委外事局邀请日本专家参观并进行技术交流。日方专家参观计算机房后表示“用这样的计算机完成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测控任务是不可能的”。同时，借口“巴黎统筹委员会”的限制，拒绝了我有关引进方案。

　　要完成测控任务只能靠自己。该中心测控专家郝岩带领团队人员另辟蹊径，提出用速度较高的“320”计算机承担控制计算任务，用稳定性较好的“717”计算机承担与各个测控台站的数据交换任务，以4机串联的方式提升测控稳定性。

　　用于首颗通信卫星发射的火箭是新研制的长征三号，是我国首次使用液氢液氧低温燃料的火箭。执行发射任务的，是首次投入使用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。

　　时任地下指挥所指挥员的李联林，任务之一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，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悄悄地给父母、妻子、女儿分别写了遗书。

　　新火箭、新技术、新发射场，风险到底有多大，未曾参与其中的我们无法体会，但事后的首飞失利，告诉了我们航天发射任务的高风险。

　　靠着无数人的这份决绝，短短70天后的4月8日，长征三号又一次点火起飞，随后广播里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：火箭分离正常，卫星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！

　　第二天，昆明、乌鲁木齐等地的许多市民早早地守候在为数不多的电视机前。晚上7时，激动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《新闻联播》，而在此之前，收看同样一段节目，却要等上整整7天。

　　1984年4月18日上午10时，张爱萍通过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，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王恩茂，实现了北京和新疆间的第一次卫星通话。

　　电话接通后，张爱萍扔下事先准备好的讲稿，大声说：“老王，哈密瓜熟了没有？”王恩茂幽默地说：“我这就派人给你送过去！”